專欄『中國教會歷史教訓』
梁壽華
一般人討論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思想的罪觀時，常有一種誤解，認為基督教的罪感很強，中國傳統意識的罪感薄弱，中國人有的只是『恥感』。
不過，說中國人的恥感比罪感強，也不能說不是事實。中國人並非沒有罪感，特別是儒學發展到宋明一代，例如晚明的劉宗周，他曾提出人『通身是罪過』，明顯說儒家傳統沉重的罪感。但是中國人的罪感很容易發展為恥感。恥感的產生，除了是個人道德的醒覺外，更是因為發覺自己不符合一個禮教社會的標準要求；越肯定人的良知和社會禮教，恥感就越深。
有罪或犯罪的人，在良知和禮教審視下，羞恥意識增強，就會調節自己的心態和行為，甚至只是調節外在的行為，以滿足個人道德良知和德性社會的要求，藉此消除或掩飾了罪惡所帶來的羞恥。我們可以用晚明的一個士大夫楊廷筠(1557~1628)的經驗來說明這一點。
楊廷筠是十六世紀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成果，他屬傳統士大夫階級，為明朝名臣。信奉天主教後，雖未致叛儒，但天主信仰卻成為他安身立命之處，與一般士大夫官僚的思想和作風截然不同。
楊廷筠原亦信佛教。傳統讀書人對佛教很多也欲拒還迎，有些雖不屑佛教，亦難免受佛教影響，造成後世梁啟超所講的『坐著禪床罵禪』的現象，其中更有些在失意或進入晚年時皈依佛教。宋明理學家之『心即理』，容易移花接木的過渡到『心即佛』。
心即理與心即佛對楊廷筠來說並無二致，可是他信奉天主後，思想起了變化，甚致逆原來之道而行，以致儒佛二家的朋友對他多有微言，其中謂『公(楊廷筠)生平行事，無一不善，獨有一不善處，是從聖教』。據此語，若楊氏不從天主教，他就是一代完人。可是楊廷筠卻不以為然，他答覆說：『某生平行事，無有一善，乃獨有一善處，是從聖教。』
在中國傳統中，無有一善即是事事皆惡，這樣在自己良心和社會倫理規範中，羞恥就產生出來，若要消除羞恥，矯飾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是中國人易陷於虛偽的由來。
作為一個篤信聖道的基督徒，必不諱言自己的罪惡，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但這沉重的罪感不會發展成為恥感，更無須有所掩飾，因為『罪魁』的自覺有了出路，楊廷筠的罪感也有出路：從聖教，皈依上帝，此一善即消解百惡，以致楊廷筠能尊嚴地襄助傳教工作，舉辦公益事業。他的『愛物不如仁民』充份發揮了基督教的人道精神。一如使徒保羅那樣，罪魁竟然可以『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16)。反之，若如傳統士大夫，以善行化消恥感，結果虛偽越深。
楊廷 筠雖是天主教徒，在『罪感』問題上，比今日華人福音派的表現更福音派。自號福音派的我們很多時反而變成了傳統儒家，儒裡耶表，對人對己，只有恥感而矯飾，未有因罪感帶來莫大榮耀上帝和愛人的動力。
(作者為多倫多頌基播道會關顧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