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壽華
專欄『中國教會歷史教訓』
在基督教傳播的歷史中，傳教士不單只講福音，同時也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在中古的西方，蠻族入侵，在各地割據，彼此又爭奪地盤，血戰連連，生靈塗炭，原有的希臘羅馬文明煙沒。蠻族本身文明落後，連文字也沒有，卻羡慕被他們軍事征服的羅馬人的基督教文明，自願被這種基督教文明所征服。
這段時期一般被稱為『黑暗時期』，在此期間傳教士在廢墟上重建基督教文明。他們在蠻族當中所做的，向這些歐洲新主人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經過一段時間所有的蠻族都放棄異教和異端信仰，整個部族皈依正統的大公教會。傳教士除了傳教外，還努力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保存和整理希臘羅馬和早期基督教的古代經典，開辦學校，改良農耕技術，提供醫療服務，牧養戰火和瘟疫之中失去父母的孤兒……等等。
傳福音和從事文化教育、社會服務是讓基督教飛入社會人群和人心中的兩羽翼。自唐朝景教，經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到十九世紀清末的天主教和更正教，傳教的內容亦是這樣，一面傳講『西教』，一面輸入『西學』，不過認為自己得天獨厚的中國人不像歐洲的蠻族那樣文明低落；說實話，當時的中國文明並非落後，卻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問題是中國人當時抱著理學家的禮教道統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加上天朝中心的意識，基督教展著兩翼飛入中國經歷到相當的困難。
當時中國士人對待基督教西教和西學有三種態度。第一是少數成為基督徒的，他們認知西教和西學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同時是互為因果的部分，也是使西方國家富強的決定性因素。當時只有他們才看出，『西教』實在是用西學改革的國家社會必須有的道德及人道主義基礎。但是這些基督教讀書人都不是士大夫主流，後來這些人不少參與革命。
第二類是開明的士大夫，他們是晚清改革的主要分子。他們只要傳教士的『西學』而不要『西教』，為著救國，不惜放下自己的文化尊嚴，『師夷之長』以救國，他們認定中國自有儒家禮教可正人心，也可以作為朝廷和官府的統治有效手段，不需要基督教福音代庖。李鴻章在一次向醫治好他夫人頑疾的西人傳教醫生表達謝意時，很坦白的說：『我們中國人需要你們醫治我們的身體，但不需要你們醫治我們的靈魂。』這位傳教醫生雖懂得打圓場，但心中卻是不好受的。
第三類是一些守舊無知的官僚士大夫，滿腦子華夷之辨、人禽之辨，視西學和西教使中國人『無君無父』，並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立國，在人心不在技藝。』更甚的視科技為『奇技淫巧』，壞人心術。
雖然如此，傳教士的西教西學並非沒有影響，至少它引起了晚清兩場革命：太平天國運動和興中會的革命；亦促成兩個改良主義的改革：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大致上說，革命之出現來自西教的影響，而改革則來自西學的啟發。
(作者為紐約神學教育中心駐加拿大特約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