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期 基督教與西方文化(下)

教會歷史中的教訓
梁壽華

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學界,也一樣錯誤理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又接受了啟蒙運動和世俗化的影嚮,企圖袪除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成分,繞過基督教一直溯宗於古希臘和羅馬。例如十九世紀歷史家布克哈特的經典著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們視文藝復興之前的中世紀因為教會在社會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統治,中世紀因此就成為『黑暗時期』,西方基督教作惡多端,乏善可陳,最初來華演講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告訴中國人:『幸好你們中國沒有歐州那樣陰險的基督教。』進入二十世紀,西方學界在這個問題上有了革命性的轉變。他們不再把中世紀和中世紀末的文藝復興分割,也不視黑暗時期的黑暗是基督教造成,反而對基督教在中世紀文化、社會、政治的建設功績給予十分的肯定。宗教改革後理性時代的思想進步、經濟發展、現代科技興起、民主革命、社會改革、人道主義動力等西方的進步,更不能忽視其中的基督教性質和作用。

在這方面舉其大的,在學術界引起激烈討論的韋伯命題,視新教(protestant)對資本主義的興起有直接的作用。梅頓(Merton)認為清教徒的信仰促進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史密斯(Page Smith)觀察到,基督教倫理和現代民主有絕對關係。法學家伯爾曼(H. Berman)認為西方法治傳統和嚴密的官僚結構其實應該追源到十二世紀羅馬大公教會的革命,那是教會革命性的復興。法國的阿萊維(Halery)提出十八世紀的循道運動引起英國社會的良性改革,緩解了英國社會像當時法國大革命那樣流血的恐怖革命張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富高(R. Fogel)肯定美國歷史上的教會大奮興所引起進步改革的作用。柯烏靈(Collingwood)認定,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的人觀,不是來自古希臘和羅馬,而是來自基督教……

上述的著作很多已翻譯成中文,在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

在以上所涉的歷史現象中,教會以『退』為『進』,引起種種的改革,包括社會和教會自身的。不只社會進步,教會本身也因以退為進完善自己。

(作者為多倫多頌基播道會關顧牧師)

(專欄完。下期新專欄:『中國教會歷史教訓』,仍由梁壽華牧師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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