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中的教訓
梁壽華
中國大陸在一九七九年以後，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同時，經過了十年文革大衝擊的知識分子，再一次反思中國的改革問題。他們個人當然備受文革的衝擊，可是一如晚清的改革者和民初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那樣，他們更關注國家民族所受的衝擊。
無一例外的，也一如以往的改革運動那樣，國家的改革需要乞靈於西方文化。不過這些新興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掌握，不同於以往乞靈於西方的知識分子。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之前的西學東漸，是和西教(基督教)一道過來中國的；但是以往的知識分子只接受西學而拒西教，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五四時期。五四後，受中共影響或治內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他們視基督教為迷信、違反科學、更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經過文革衝擊而反思的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當中更多接觸西方和西方的著作，很多發現中國人所追求的民主科學和文明社會，在西方原來是有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和基礎。其中不少有關的著作，大量詳介入中國，流傳於讀書人當中，形成了一種『文化基督徒』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錯誤理解文藝復興，以為文藝復興反基督教。他們其實只承繼了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反基督教世俗化精神來看文藝復興，他們的西潮其實帶有明顯啟蒙運動的色彩。文化基督徒就不是如此，文化基督徒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們多以基督教為進步西方的文化及社會核心價值(與必要成分)。這些文化基督徒對基督教的看法，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史家界和社會學學者對西方文明看法的改變。
(作者為多倫多頌基播道會關顧牧師)